摘要：江南湿冷时节，邀几个朋友，温一壶绍兴黄酒，慢慢地喝上一个钟头，这是不少长三角人的享受。对黄酒这款承载着人文情结的产品，有人提出了异议：这酒只是你们江南人喝的吧？未必。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周景良，祖籍安徽，天津长大，北京工作，这辈子没有...
江南湿冷时节，邀几个朋友，温一壶绍兴黄酒，慢慢地喝上一个钟头，这是不少长三角人的享受。对黄酒这款承载着人文情结的产品，有人提出了异议：这酒只是你们江南人喝的吧？未必。
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周景良，祖籍安徽，天津长大，北京工作，这辈子没有到过绍兴，也从不嗜酒。多数时候，他的独子在晚上8点左右来看望他，斟满一小盅黄酒，父子俩在客厅品着酒，聊聊天。但是，这位鲐背之年的老先生却对绍兴黄酒情有独钟，回忆从小跟随父亲一起喝酒的情形，对绍兴黄酒的品质赞不绝口。
周景良曾把父亲收藏的一百多张绍兴黄酒酒票，集结出书《醪海遗帧——周叔弢先生藏酒票》，后又撰写回忆文章《我父亲和酒》，谈到了新中国成立前，他父亲所参加的宴席上是喝黄酒的，至少在北京、天津一带，这好像形成一种规矩或惯例。
他父亲周叔弢是位政治家、实业家，在生活中颇有情趣。酒类中，周景良的父亲最喜欢的是绍兴黄酒，他认为黄酒的品格在一切酒中为最高，只觉得黄酒香气高雅、醇厚。在几十年间，凡在宴会上喝了黄酒，周叔弢必把酒票保存下来。有时还附上一纸，写下他的感想。久而久之，酒票竟积存了105张。酒票，是在纸上印有酒庄字号、地点、主人名姓、分号地点等情况，封酒坛时，把酒票叠小，放置坛口处，再用泥封口，可说是一种老式的防伪措施。这105张酒票中，有88张都写到造酒运售往北方和闽、广的情况。
到1959年国庆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们率团参加，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。当时，绍兴酒厂精心挑选了500坛23公斤装的大坛酒运往北京用于庆典之用，作为国宴用酒。1988年12月，钓鱼台国宾馆曾专门致函绍兴市酿酒总公司表示感谢，函中写道：贵公司生产的古越龙山牌加饭酒、花雕坛酒，自我馆建馆以来，在各种宴会、国宴上专用，得到了来馆宾客和领导的赞赏……
由此看来，黄酒并不仅仅是江南人的爱好。
从绍兴酒坊的历史看，黄酒更早时就已走出了江南。早在明清时期，绍兴很多酒坊就已经开始在外地设立酒行和酒庄，以销售黄酒为主，兼提供饭菜，类似今天的酒店。1949前，仅武汉一地，就有40多家黄酒酒行，在陕西榆林，还有东北的一些城市也都设有酒行，绍兴黄酒在这些地方都很有名。《绍兴文史资料》中关于“绍兴阮社章东明酒坊”记录：五口通商时（1842年），阮社章东明酒坊每年酿酒达六七千缸，每缸五六百斤。道光二十八年(1848年)，该酒坊先在上海开设二家酒行（南号、北号），后在天津设立“全城明记酒庄”，作为运销本坊产品的机构。“全城明记”开设后，北京同仁堂专门向章东明酒坊订购制药用酒，章东明酒坊特为其生产名叫“石八六桶”的上品酒，双方合作直至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而无形废止。
大约在1934年前后，是绍兴黄酒的鼎盛时期。资料记载，当时，绍兴城乡约有酒坊2246户。其中，东浦576户，阮社435户，柯桥414户，绍兴城区359户，皋埠282户，东关85户，钱清和安昌共95户。据记载，当时年产300缸以上酒坊就有68户。阮社的章东明酒坊、高长兴酒坊、茅万茂酒坊、茅大升酒坊等都远近闻名，其中茅大升酒坊年产量达到2570缸……绍兴黄酒的几大品牌，古越龙山、会稽山、塔牌等的前身都是从酒坊演变而来的。
但目前，黄酒不得不面对作为“小酒种”的现实，整个行业产值只有200多亿元，其中绍兴产区约占五分之一。相比白酒和红酒产业，黄酒只是“小弟弟”，产值只占到3%左右。
为什么曾经风靡大江南北的黄酒，进入国宴和上层宴会的黄酒，市场份额会大幅缩水？据黄酒文化研究者杨一的研究，一方面是因为黄酒的原料是大米，而非杂粮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粮食紧缺的阶段，黄酒酿造被严格控制，除了绍兴这一传统产区外，其他大部分产区的酒厂被关闭，黄酒产量大幅减少，而没有限制的白酒产量增长。改革开放后，洋酒进入中国，新奇与崇洋的心理，让一些人开始选择红酒、啤酒，而以养生为特色的黄酒，被许多人遗忘了。
前不久，中国绍兴黄酒集团董事长钱肖华曾建议，在黄酒的家乡绍兴打造“世界名酒产区”，通过建设黄酒产业园和黄酒小镇等途径，创造黄酒产业的新价值。黄酒，确实已经是绍兴的一张文化名片，未来它是否可以成为长三角的文化名片之一？
栏目主编：孔令君 文字编辑：孔令君 题图来源：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：曹立媛
